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可衔接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发挥强效抗肿瘤作用,其激动剂在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联用的联合疗法中展现出新兴应用价值。但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与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2026年6月18日,清华大学张从刚、蒯锐共同通讯在Cell Reports(IF=7.7)在线发表题为VEGFR2 inhibition potentiates STING-mediated antitumor immunity的研究论文。本研究证实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是cGAMP-STING信号通路的负向调控因子。
经cGAMP刺激后,STING与VEGFR2二者均发生激活;活化后的VEGFR2招募并激活AKT1,进而削弱STING通路活化水平。与之相对,STING可抑制VEGFR2磷酸化,由此形成双向抑制反馈环路。
细胞筛选实验结果显示,VEGFR2抑制剂Ki8751不仅能够解除VEGFR2-AKT1介导的抑制效应,还可激活MyD88依赖型NF-κB信号通路,进一步放大STING通路应答反应。此外,体内实验证实Ki8751与cGAMP联用可协同诱导强效、STING依赖性抗肿瘤免疫应答。
本研究明确了VEGFR2-STING调控轴的存在,并为同步靶向VEGFR2与STING、优化肿瘤免疫治疗提供了机制理论依据。
cGAS-STING通路是关键的胞质DNA感知通路,可诱导强效干扰素应答,并衔接固有免疫与适应性免疫。在肿瘤微环境中,STING激活能够增强抗原呈递、促进树突状细胞(DC)成熟、助力T细胞启动与浸润,进而将免疫“冷肿瘤”转化为“热肿瘤”。
上述特性使STING成为极具潜力的肿瘤免疫治疗靶点。目前已有多项研究探索STING激动剂与多种治疗手段联用方案,但这类激动剂在临床试验中疗效参差不齐,提示肿瘤微环境内存在肿瘤自身固有调控机制,会抑制STING有效活化及其下游信号传导。
现有研究已证实多种肿瘤固有机制可削弱STING信号,包括核酸外切酶活性、代谢调控、自噬、表观遗传沉默与翻译后修饰。但仅依靠上述机制无法完全解释STING激动剂临床疗效受限的问题,说明仍需进一步探究肿瘤微环境中STING信号的抑制途径。
受体酪氨酸激酶(RTKs)长期被视作调控肿瘤进展的核心分子,可促进肿瘤干细胞特性、血管生成与肿瘤转移。近期研究显示,STING激动剂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可展现出可观的抗肿瘤效果。
该治疗协同效应并非仅为免疫激活与致癌通路抑制的简单叠加;越来越多证据表明,RTKs会主动调控固有免疫通路,其中就包含STING信号通路。但RTKs对STING活性的调控作用十分复杂,即便同一家族亚型也存在功能差异。这种调控效应说明,亟需全面研究各类RTKs,挖掘STING信号通路潜在调控分子,以及介导免疫治疗耐药的关键因子。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EGFR2)属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受体家族RTK,参与肿瘤相关血管生成,为肿瘤生长供给氧气与营养,并促进肿瘤侵袭。除介导血管生成外,VEGFR2活化还会重塑免疫抑制型肿瘤微环境:阻断DC分化、抑制T细胞功能、富集免疫抑制细胞群。但VEGFR2在固有免疫通路中的调控作用尚不明确。
图形摘要(图源自Cell Reports)
本研究证实VEGFR2是cGAMP-STING信号通路的内源性负向调控因子,揭示了肿瘤微环境中固有免疫活化的关键检查点。实验结果显示,cGAMP刺激可同时激活STING与VEGFR2,进而招募并活化AKT1,削弱STING信号传导;反过来STING可抑制VEGFR2活性,形成双向抑制环路。
此外,基于细胞的药物筛选筛选出VEGFR2抑制剂Ki8751,该药物不仅能解除VEGFR2-AKT1介导的抑制作用,还可激活MyD88依赖型NF-κB信号通路,进一步放大cGAMP诱导的STING应答。体内实验证实,Ki8751与cGAMP联合给药可通过STING依赖途径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
综上,本研究首次发现此前未被报道的VEGFR2-STING调控轴,同时为STING激动剂联合VEGFR2抑制策略应用于肿瘤免疫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消息:10.1016/j.celrep.2026.11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