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

　　6月下旬福建南平发生严重医患冲突，引发械斗导致6人受伤。这是当下医患关系恶化、纠纷不断的典型事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有关官员在冲突发生后，要求医方第一医院立即支付患者方杨家21万元，并退还死者家属所交的全部医疗费用6000元。理由是：鉴于再不尽快解决此恶性纠纷，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

　　这一“果断”措施，不但没有让风波平息，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反弹，受到伤害的医生开始行动起来，到政府请愿。官员平息冲突、维护稳定的措施起到了事与愿违的作用。

　　对此两头不讨好的处理结果，或许相关官员觉得委屈，可细究起来却是合乎情理。在没有把事实真相弄清楚、明确双方责任之前，政府一味地为了社会稳定，利用公权力强出头，搞出一个息事宁人的方案要求双方接受，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南平医患冲突的处理，其意义超出了单纯的医患纠纷，在许多社会冲突的处理中，都可见到一些地方政府这种为了息事宁人而不问是非的处理方式。

　　以南平医患纠纷为例，其起因、演进过程，形象地说明了今日社会信任体系大面积坍塌的窘境。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双方资源动员能力的差异，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者。目前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被称为父亲给儿子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被称为叔叔为侄子鉴定)，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他们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当然地屁股会坐到那边。参与冲突的杨厝村村长杨纯恩说：“我们是农民，大道理听不懂，鉴定专家都是你们的人，我们不鉴定。死了人，赔钱就是了！”即是这种心态。更由于处于弱势一方的患者对社会公平没有信心，对行政救济、司法救济能否讨个公道不抱太多希望。那么“把事情闹大，引起当官的重视”往往成为弱势者维护自身权利的首选。在社会信任体系没有恢复之前，制度的公平性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下，一味指责闹事者为什么不依法律程序，理智平和地来维权，多少有些“何不食肉糜”的意味。

　　由于没有一种较为固定而公平的纠纷处理机制，弱者往往通过极端方式维权，如讨薪跳楼，医患纠纷采取聚众冲击医院，给整个社会秩序带来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一些地方政府应对这种态势，采取的也不是正常的方式，即不是调查真相，分清责任，体现程序公正。而是不管用什么招术，目标只有一个：把事情压下去，不要闹大了，不要危及自己的乌纱帽。于是处理纠纷最重要的原则倒变得最不重要，连过去江湖上吃讲茶也得坐下来摆摆道理、辩辩是非的过程也无所谓了，而是看人下菜碟儿，这边压一压，那边哄一哄，把事情“摆平”就万事大吉了。

　　在南平医患纠纷中，如果事情没闹大，杨家通过正常的方式，比如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诉，政府会要求医院赔偿患者么？显然很难，因为这时患者给政府的压力小，医院在政府面前更具优势，这时候可能患者方正当权利得不到维护。可当患者方聚众闹事引起械斗危及社会安定时，在政府眼里，医院和医生的正当权益又不算什么了。而且医院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政府对医院的控制手段-- 比如院长的任命，显然要比对一帮村民更有效，于是不辨是非，先让医院赔钱被认为是最佳的摆平方式。

　　殊不知，在不辨是非、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强行的息事宁人实在太脆弱。事件看上去暂时平息了，但愤怒和不信任隐藏在许多当事人心中，当地的法治环境受到了深远的破坏。而在南平医患纠纷中，这样的“摆平”连短暂的安宁都未带来，而是立刻引起反弹。

　　这样的“摆平”医患纠纷连和稀泥、捣糨糊都不如，对占了便宜的一方来说，他们不认为是公理赢了，而是认为因为敢闹事，尝到了闹事得利的甜头，那么一发不可收拾；而对吃亏的一方来说，他们不但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也会效仿闹事得利的方式。这样下去，讲规矩、循程序的老实人必定吃亏，整个社会陷于看谁敢闹事、看谁能闹事的恶性循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