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药市场还不完善 应全面深化体制改革

　　回顾中国对药品价格的管理可以发现，药价经历了一个从全面管制到放开、又从放开到恢复部分管制的曲折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启动药价市场化改革。此后不久，药价高、看病贵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１９９６年以后，中国政府对极少数药品恢复价格控制，对具有垄断性的药品，临床应用面广、量大的少数基本治疗药品、预防制品，一类精神药品、一类麻醉药品和避孕药具等特殊药品纳入了政府定价。２０００年之后，价格主管部门将政府定价药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药品目录，其中，分为国家管理和省级管理两类目录，对目录内的药品实行政府指导价，具体形式为最高零售限价，随后连续启动大范围的强制降价行动。

　　但药价管制的效果并不理想，还引发药价主管部门个别人的权力寻租。据媒体报道，自国家发改委的反腐风暴以来，国家发改委负责过医药价格管理的相关司长、副司长等５人，先后被带走接受调查。此前，国家发改委进行了３０多次药品降价，可是药品价格虚高仍没有解决，还出现了廉价药短缺。目前，药品生产企业价格无序竞争、药品流通环节过多过滥、不合理加价行为比较普遍。这些都折射出现行的药品价格定价机制存在缺陷。

　　目前，中国药品定价的基本方法为成本加成法，即按成本加一定利润来制定药品销售价格。其初衷是保障药品生产企业收回成本，控制流通环节的每一次加价，防止药价虚高。但是实际的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政府主管部门没有精力和能力对众多企业的药品进行准确调查，只能根据企业申报的相关成本数据，很难获得企业真实的药品成本。其结果是，一方面，药价虚高问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廉价药供应却出现短缺。媒体曾曝光，出厂价仅为１５．５元的芦笋片，最高零售价格竟然达到１３６元，几乎是出厂价的９倍。而心脏病手术中的救命药——鱼精蛋白注射液，却因为价格过低，企业不愿生产，出现全国性短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因此，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式，减少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直接管制，有助于实现药品价格反映药品价值和供求关系，也有助于落实药品生产企业价格自主权，便于企业灵活运用价格手段参与市场竞争，通过价格调节市场供求与配置资源作用，把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但应该看到，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需求价格弹性小，为基本必需品，加上医患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目前，除美国采用药品自由定价之外，欧、日、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药价进行管制。其中，药品最高限价也是发达国家采用的政策之一。近年来，发达国家开始从对药价的直接控制，转为对药品总费用的间接控制，即通过医疗保险的支付标准来制约药价。

　　与发达市场国家相比，中国的医药市场还不完善。目前，中国的药企众多，药品市场表现为药企供方的过度竞争和公立医院的买方垄断。加上尚未实现医药分开，药品仍主要通过医院销售，加之法制不完善，医药之间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很难切割，新医改推出的“药品零差率销售”（即医院取消药品加价销售给患者，也就是进价多少，就卖多少钱）政策也难以彻底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去年，葛兰素史克的商业贿赂案就是例证。

　　因此，尽管放开药价能鼓励药企的积极性，让廉价药重回市场，可是在现有的药品市场格局下，难以避免药价上涨、医疗费用上升等情况的发生。对此，在推进新医改的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应分步、合理地推进药价放开，可以先从对整体市场影响较小、省级管理的药品目录中的非处方药入手，逐步推进到国家管理的药品目录中的非处方药，再到国家统一收购的计生药具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等其他药品类别，但对国家管理的药品目录中处方药，特别是临床用量大、价格较高的独家品种，其价格不能贸然放开，避免药价再度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波动。此外，应引入药品价格听证等监督制度，防范政府定价中的权力寻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