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药物制度和医保制度关系密切

　　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这个目标的重要保证，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未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用药参照，基本药物目录扮演的是一个比现有的城镇职工医保目录更加基础的角色，确保在社区医疗机构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过程中有效降低医疗成本，节省医疗费用，将成为社区医疗、农村合作医疗药品使用指南性目录，最大程度地实现医疗资源的经济使用。
　　与目前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目录相比，基本药物目录更侧重于基础和基层，因此，基本药物目录可以看作是在目前城镇职工医保目录基础上的对社区和农村的更为基础的补充。而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药物制度这两项我国医药卫生领域现行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是国际制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其初始定义完全不同。
　　基本药物制度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其定义的是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作为一项国家制度，基本药物制度并由各国政府制定并实施，目前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制定了本国的《基本药物目录》，其中105个国家制定和颁布了国家基本药物政策；而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医疗卫生消费领域的第三方支付的支付机制，在全世界有多种不同的形式，有完全由政府买单的公立保险制度，商业保险公司买单的私利制度，以及目前像美国一样的公立与私营保险机构并存并进行市场竞争的制度。而我国实施的是多方筹资、政府经办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同时将基本药物目录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让基本药物可以借助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资源进行支付。
　　事实上，我国基本药物的实施，其本身并无筹融资体系和支付机制，因此，如果让基本药物制度单独运行，由于缺少资金支持和支付机制，最终会让基本药物制度仅具有参考意义，而不具备实际价值；而让基本药物纳入现行的医保目录则有诸多好处，它可以有效借助医保现有的支付体系和网络，同时可以实现在城市普及社区医疗来分流患者群、减轻大医院压力；在农村完善基层医疗解决缺医少药，即解决“看病难”的问题；并在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同时，通过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有效控制成本，实现在短期内让数亿人享有医疗保障并可以实现以廉价的成本享有优良的服务，即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从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角度而言，基本药物制度针对和解决的是常见病、多发病、常见病和部分慢性病的问题，而无法解决严重疾病、新型疾病问题；其可控制和降低常见疾病和小病费用，而无法降低大病费用尤其是住院大病费用；其普及基础医疗服务、满足基本医疗需求，但无法化解大病风险、满足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需要。因此，我们也就无法仅仅依靠这个制度，并辅之以政府定价、零差率、统一配送等方式来完全解决医疗领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因此，基本药物制度可以说只是一种对于我国农村地区医疗服务严重缺失、城镇地区应对常见疾病、慢性病、老龄化社会普遍疾病的保障性制度，但这项制度是必须的，因为对我国目前需要解决看病就医的人口数量而言，没有这项基础性制度就意味着始终无法满足全民的基础性医疗需求，而大范围普及医疗资源和服务也时刻面临着巨大的财务风险和压力，无法保证制度的持续运行。　　
　　如果让基本药物制度和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未来建立在谈判机制上的医疗保险制度结合起来，共同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系统，真正从全方位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则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定位进行思考。我们目前看到的基本药物制度定位于社区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事实上，这两个区域已经完全满足了基本药物的覆盖范围，而对于城市的二、三级医院而言，我们不应该将降低医疗费用的希望建立在规定基本药物使用比例的基础上，因为无论从理论上和现实的就医行为上来看，基本药物与城市的二、三级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都有很大的差距，强制规定其在这类医院中的使用比例也对这些医院的新医学技术探索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这些领域更应该从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的角度进行考虑。
　　其次，基本药物应与医保药物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价格政策上和价格制度上。基本药物可以说就是仿制药、大众药，因此，其定价应更多地体现其统一性、一致性。企业要么选择低价格空间的广阔市场，要么选择不进入基本药物而进入医保药物领域。相对来说，医保药品尽管有相同的化学名，但其品质还是有所区分，所以，对部分价格较高，但疗效确实有优势的产品，可通过谈判机制来确定其价格和报销比例。
　　事实上，一个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必须是两者兼顾的：即既能让小病在社区医院以较低的费用就可解决；又能在出现大病风险时，有先进的技术和药品治疗；这两者对人类健康而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最后，基本药物的基本保障和医保谈判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医疗保障的两极，前者是对最基本、最低廉的需求的保障；而后者是对最严重、最昂贵需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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