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处方集》实施存在难题

　　前不久，《中国国家处方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卷）（2010年版）》（以下简称《国家处方集》）已印发出台，其指导和规范临床合理用药的目的非常明确，也因此受到各方关注。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处方集》有效治理医疗行为中“大处方”、“看病贵”等顽症有难度。

　　《国家处方集》，顾名思义是指导医疗机构临床用药的处方总集。虽然基本涵盖了各种常见病症，但其规范合理用药的作用并不明显。众所周知，同样的病症往往因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身体条件，季节、气候和地理环境，工作、饮食和生活习惯，乃至精神状态等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

　　千人同病同方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治疗方式。正因为如此，医务人员根据诊断开出的处方就有非常大的选择余地，跳出《国家处方集》的治疗方式也无可厚非。即使患者质疑，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医生有意开出大处方，何况绝大多数患者对合理用药等并不内行，也无法提出疑义。

　　这样，《国家处方集》只能对医治过程中的疗程和用药量有些约束，但在病症没有消除之前，巩固治疗也是医治过程中必要的阶段。也就是说，用什么药，用多长时间的药，其主动权永远掌握在医务人员手中。

　　既然医疗行为的客观因素无法回避，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主观上最大限度地落实《国家处方集》，而这一点在现阶段其实也非常难以做到。在政府对医疗机构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创收的冲动根本难以抑制。随着新医改的推进，加上基本药物价格的更加透明，医疗机构如果严格按照《国家处方集》提供医疗服务，其收益难以维持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更谈不上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入不敷出的结果必然导致医疗机构只能原则性地执行《国家处方集》，至少对本单位医务人员是否按照《国家处方集》诊治不作过多强调，更不会出台相关制度，或者即使出台了相关制度也不认真加以落实。因为收益是医疗机构的生存之本，而更优质的医疗服务需要一定的投入。在这样的环境中，用《国家处方集》规范医疗行为只能单纯地依靠医务人员的自律。

　　可以想象，在没有强制性约束的前提下，个人行为层面的自觉和自律只能是一句空谈。医务人员既然有开处方的自由空间，加上非基本药物品种众多，且相互竞争的手段无孔不入，又有给医疗机构和个人高额回报的诱惑，医务人员很难自觉执行《国家处方集》。

　　《国家处方集》颁布有着良好初衷，也一定会产生长远的意义，但如果没有新医改的强力推进和推进过程中的不断完善为基础，没有与其配套的相关监督和处罚的法规作保证，《国家处方集》现阶段操作起来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