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刑威慑之下 是否能遏制骗保之类的腐败?

　　一家医院套现2000余万，先后43名干部被查，虽然看起来已足够触目惊心，但是在医疗领域，这远远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事。就在去年，福建省漳州市被查出73家医院全部涉嫌医疗腐败，说是“塌方式腐败”毫不为过。当时很多专家就指出，医疗领域的严重腐败绝非一时一地，现在海南爆出来的案情，只不过是再一次提供佐证。

　　无论是套取医保还是商业回扣，腐败的形式都不新鲜，为了预防腐败，国家相关部门并非无所作为，出台过一系列监督措施。但看似严密的招投标制度被架空，医保监管体系也频频失守。过去很多人说，腐败多发是因为惩罚措施不够严厉，医院骗保“收益大代价小”。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为了遏制屡屡发生的骗保事件，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将骗保定性为“诈骗公私财物”，也就是说要追究刑责。

　　在“入刑”的威慑之下，是否能遏制骗保之类的腐败?答案恐怕也不乐观。就以安宁医院的案例来看，虽然发生于“骗保入刑”之前，未必能适用新规，但即便可以追究刑责，该追究谁呢?作为一个医院的集体行为，该追究具体操作的医务人员，还是院长，甚或全部追究刑责?困惑不仅源自法律在这方面规定过于笼统，更关键的是医疗领域的“复杂性”。

　　众所周知，医院“以药补医”的机制久被诟病，但一直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于是好的医院靠卖药、拿回扣挣钱，如新华社这篇报道所言，海南各大医院药品收入占比40%;差一点的或者专科医院，因为病人少，药和医疗器械上玩不出多少名堂，就可能去钻医保的空子，安宁医院就是这样一家专科医院。

　　这当然不是说骗保之类的腐败有“合理性”，而是说在不合理的机制之下，铤而走险的人多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就会产生。一方面，负责医保监管的人力有限，难以保证及时发现所有骗保行为;另一方面就算真的东窗事发，对这种“集体腐败”，要清晰地界定各自的责任往往也不容易。如果骗保成了“为集体谋福利”，不排除会由个别医务人员“顶罪”，医院领导只承担管理不到位的责任，那样的话，“入刑”的威慑力将大为消减。

　　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司法解释等完善法律，也只能治标;治本的还是继续推进医改，尽快彻底终结“以药养医”，正规途径可以挣钱，走歪门邪道的风险，相比就会变得更大。至少这种“集体骗保”的默契，就有可能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