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露疫苗生产线问题缘由

　　一些地方疾控部门介入疫苗生产与销售，成为其中的利益主体，无法做到对疫苗“生产线”的有效监管。继山西疫苗事件之后，近日江苏常州延申问题疫苗案再次被关注。

　　事实上，在去年12月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即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此事。当时，与“江苏延申”一起被通报的还有另外一家疫苗生产商“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地处京郊的河北三河。

　　然而，底线失守的疫苗生产商并不只有这两家。2009年3月10日，国家药监局公告了大连“金港安迪”造假狂犬疫苗事件。
 
　　这三家疫苗生产商皆是行业内的重量级企业。可以查到的数据显示，金港安迪2007年实现销售收入1.8亿元；2008年，江苏延申实现销售收入1.88亿元，在国内狂犬疫苗批签发数据榜排名第四位，占国内11%的市场；2008年河北福尔也实现产值1.3亿元。由此可以大致估算出来，这三家企业几乎占据了1/3的狂犬疫苗国内市场。

　　疫苗生产商“勇于”犯法、突破社会伦理底线的胆量，从何而来？这固然有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的因素，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生产环节中，有着深度的利益诉求。
 
　　山西疫苗事件暴露了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销售环节的利益所在。河北福尔与金港安迪则让我们看到了，地方疾控部门在疫苗生产环节的直接利益。目前的格局是，地方疾控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却多少卷入了疫苗的生产与销售，成为整个环节中的利益主体。
 
　　如今，民众已经对疫苗问题表示了强烈的利益关切。并不是所有的疾控中心和疫苗生产商都是如此，但是，这几家大户就足以动摇疫苗安全防线的根基。有关部门，只处理个案显然不够，要挽回民众的信心，必须要让那些触碰疫苗安全高压线的公权力之手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