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涨价与否，不能光听药企自说自话

　　年售价还是93.5元的药品，如今价格提高至170元；去年售价1082元，如今售价1580元……就在各地纷纷开始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期间发现，一些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开始悄然涨价。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已经有30多个品种的药，价格出现了幅度不一的上涨。而从这些药品的涨价时机来看，大多数集中在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公布前后。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是泰戈尔的诗，现在被无数的人引用。对于药品企业的涨价行为来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可能不是消费者与药企的距离，也可能不是政府与药企的距离，而是药企想要涨价，我们却不知道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现代社会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信息的竞争。而政府之所以强大，就是在于其运用公权力垄断或者获取了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

　　然而，对药企成本的信息了解程度，政府却所知无多。不仅如此，政府的所知几乎完全来自药品企业。根据目前药价的形成机制，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由政府制定价格，政府制定价格的依据则来源于药品企业自身的报价。

   　 所以，应该是政府顺应民意降低药价，然后制定价格，以此来约束药品企业。可事实上，由于药品成本的信息来源，实际掌控在药品企业的手上，就变成了消费者听从政府，政府听从药企，不论是涨价还是降价，都不过是药企的一句话。

　　想涨就涨，想降就降，涨了，是因为药企要公关要生存要发展，降了，则是药企心怀慈悲顾全大局，消费者和政府都得感念药企的天恩高厚。

   　 依据控制论的理论，信息的传递就是可能性空间缩小过程的传递。这种缩小最终导致了信息接收者可能性空间的缩小。这就是说，药企向政府传递的成本信息，实际上缩小了政府定价的可能性空间。由于只有药企这一个信息来源，作为药品的定价依据，政府便很难在药品定价上有所作为。

　　也就是说，药企通过唯一的信息渠道，变相控制了政府定价的决策权。同时，这也给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官商合谋、官商勾结预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上的制度设计，药企其实已经垄断了成本信息，也就很容易垄断药品价格。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药价的形成机制有问题，问题也不在于或者说不完全在于药企的乱报价，药企想要通过报价获得利润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药品定价的依据不能只是靠药企自说自话。

　　药品的成本信息不能一元化，必须引入更多的信息来源作为定价的参考，比如药企的财务收益报表和审计报告、独立的第三方市场调查、政府的非物价部门的统计调查报告等等。这样才有可能首先在信息来源上打破一元化，建立多元的信息收集机制，政府控制药品涨价的初衷才有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