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改的最后攻坚

　　医改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最大的政策环境。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次讲课时直言不讳，医改至今，一直在改“药”，现在应该是集中力量改“医院”的时候了。

　　为什么公立医院改革迟迟不动？顿时，现场一位三甲医院院长举手发言，这不对，不是要改我们医院，而是要改我们医院背后的政府。

　　一语中的，风声水起的广东高州模式其核心就是“去行政化”。他们不靠财政投入，医院院长不由行政部门任命，是由医院自己选举，医疗机构自己制定适应市场需要的一套薪酬体系。

　　在不改变产权的前提下，放开搞活之路。它直接颠覆了公立医院改革不力一直的托词：难在财政给钱不足。事实证明，那些靠政府财政投入堆起来的“改革”，恰恰不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奇怪的是如此标杆，包括神木模式都未能听到卫生行政主管系统对此的任何表态。

　　有学者将公立医院直陈为“商业行政化”怪胎，公立医院缺乏自主的“人权、财权”，缺乏现代管理的基本权力、动力、活力，不可能像正常企业靠提供优质服务来挣钱，医生、护士的收入也不能按照人才需求机制调节，只能在政府管理和体制约束的缝隙和漏洞中寻找利益空间。

　　去年1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全文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签发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民营医院终获“正名”，这被视为将对公立医院改革形成倒逼效应。

　　这类大快人心的文件极其难得，同样在11月，国务院56号文件《建立和规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指导意见》明文出现“鼓励各地采用“双信封”的招标制度，商务标书评审由价格最低者中标”。

　　如此重大的医院产业政策很快引发了产业界的巨大争议：一是所谓的技术标门槛太低，形同虚设；二是有底价招标是常识问题。问题是这样的文件，一直“伴随”着中国医药产业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