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价行动不被看好为哪般

　　十一月九日，发改委发布了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并指出将在12月1日起，开始对其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调查。此举一出，诸多制药行业人士纷纷表示，对发改委未来的动作将保持高度的重视，同时，业界人士也普遍认为，从12月1日开始的这一轮大规模调研，应该是下一轮药价调整的前奏。发改委表示，《规则》的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增强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对规范药品价格行为，抑制企业通过改换剂型包装、变相涨价将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据粗略统计，不算这次，近年来发改委降低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已进行28次。反观效果，“药价频频降，百姓却始终没感觉”。

　　药企、医院、医生、代理、医药代表，一个药品的标价之后，有诸多与药价有关的幕后推手，“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药价，也令人纠结不已。尽管这些年舆论将“看病贵”的根源指向“以药养医的机制”，但医疗界却似乎异常委屈，且愤愤不平。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疗机构、政府，到底谁才是“天价药”的幕后推手？对于药品的利益分成，曾广为流传着一个比例：按照占批发价的比例，一般药品的出厂价占20%、国家税收占13%、挂靠医药公司的配送费占5%-8%、代理经销商利润占10%-20%、医药代表利润占10%-20%、医院顺延加价15%。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认为：“生产企业很委屈。2010年，国内制药企业的含税利润只有10.5%，而跨国制药企业息税后利润在25%-30%。”从这条利益链上看，药品生产企业获益并不丰厚。一些观点则将药价虚高的根源归结为“过多的中间环节”。但早在2006年前后，作为主要中间环节的医药商业企业就开始疾呼进入“微利时代”，行业平均利润率不足1%，这个充分市场化的领域不存在暴利。

   
　　至今，人们还能在一些研讨会上听到熟悉的质问：“让监管部门一味地压缩中间环节试试，看最终受伤害的是谁？”那么，药价虚高扭曲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药价虚高”的矛头不断略有变换，但有一个矛头一直没变--“以药养医”的机制。大致的逻辑是：由于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患者与医生形成了主体和代理人的关系，由于高价药加成后获利空间大，激发医疗机构对高价药的偏爱，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也乐于迎合，于是价格越高的药品在医院越好卖。药品采购和销售上的双向垄断，使得医疗机构的用药行为左右了药品市场的发展。

   
　　矛头也指向了“拿回扣的医务人员”。有人爆料医生的回扣占零售价的20%-40%。多年来媒体曝光的医生拿回扣案例一次又一次让人大跌眼镜。医疗机构始终保留不同意见：药价太低我们敢用吗？价格不是医院定的。此外，药品采购是政府主导，药品加成15%是政策规定的，政府给医院的拨款只占医院年开支的7%。

   
　　很难从医疗机构管理者发言中听到“以药养医”，他们充其量认同的说法是“以药补医”。有人也将矛头指向政府管制，因为一些部门不仅监管不力，同时部门间存在监管“缝隙”。这些监管“缝隙”和监管不力，以及机制不完善，给了企业多种回旋空间，“变脸药”、“特权药”不断出现。

　　调查发现，本有限价意图的15%的药品加成政策客观“助长”了药价虚高。长期致力医改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指出，15%的药品加成政策初衷是为了保证医院合理利润和正常运营，同时也希望能将药品最后价格尽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实际却造成医院偏爱高价药，一些治疗常见病的物美价廉的好药却难进入采购目录。而部分地区实施的“零差价”则被演变为更严厉的加价管制。孙东东表示，基层调研发现，零差价的后果是医院失去的药品销售收入，财政无法弥补，反而挫伤医生积极性。

   
　　于是，这一政策与药品招投标制度设计的先天缺陷“共谋”促成药价虚高。多位专家表示，参与其中的医院投标方、医药企业招标方和中间方(招标办或招标公司)达成利益一致：即中标价高了才能对各方有利，无论是企业销售利润还是医院加价后的收入，以及中间方收的佣金才会更多。专家的共识是，中间利益环节过多的症结正是招投标体系的制度缺陷。

   
　　参与招投标各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样一种利益均沾的“潜规则”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合力推高中标价。这一体系也造成药品在从厂家到医院流通过程中需经多次“合法”转手，才可能将出厂价合法“漂洗”成为最后高的离谱的“中标价”，客观衍生出药品在流通中的多个中间利益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