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医改还存在的问题

 

 

　　厚桥居民能有这么好的就医条件，得益于2009年启动的医改，政府主导，坚持公益，目标是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厚桥地区原有的卫生院，是1983年建的，2007年被鉴定为危房。2009年锡山经济开发区规划建设时，区政府就考虑为当地配套一座新卫生院。去年11月9日，投资3000万元建成的厚桥街道卫生服务中心正式启用，建筑面积达8900平方米，当年就通过验收成为“省示范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全新的中心大楼，全科诊室、眼科、口腔科、妇儿保健门诊、日间病房等标识清楚，医护人员服务规范，让人感觉安静有序。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中心主任徐勤忠说，过去的卫生院因陋就简，能省就省，现在不仅就诊环境焕然一新，还新添置了彩色b超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先进的高频拍片机和胃肠机、柯达cr成像系统等大型医疗设备，“这些都是政府投资的结果。”启用一年不到，新中心接待的体检人数达到5400多人次，日门诊量200人次。药价呢，和其它8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样，全面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较医改前平均便宜了40%以上。

 

　　中心的重要职能是当好居民的家庭健康医生，提供“零距离”服务。日前，记者来到中心下属的大诚苑卫生服务站，正好有6位老阿姨在文体中心打完乒乓球后，结伴来量血压。她们在拆迁安置前，是原来年余村、太芙村的村民，两位坐诊医生也是原来村里的村医陈忠德、谢志峰，本乡本土彼此认识快30年了。朱阿姨说，她患有高血压，如果没有这个服务站，去一趟安镇医院至少要跑上半小时，还得先挂号再量血压。

 

　　“到这里来，就像到邻居家串个门，随时来随时量，有小病小痛还可以问问医生，方便。”两位医生说，进社区搞健康教育、慢病管理以后，老百姓的健康意识确实提高了，吃咸鱼咸肉的人少了，饭后散步的人多了。

 

 

　　医改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苦恼和期盼也真真切切。徐明原是一名内科医生，在基层医院工作了21年，现在是厚桥中心副主任。他感觉，医改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大的限制是“药”。他说，实行基本药物制度后，药的品种是够了，可质量层次不够。医改倡导“大病进医院，小病回社区”，可就拿社区居民最常见的老慢支来说，过去能看能治，现在转诊出去的很多，因为疗效好的药在社区配不到，不让走也不行。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也一样，总有一部分病人想用、也用得起好药，可目录上没有，人家就不来了。常用的消炎止痛药“芬必得”和一些退烧针，社区也没有，儿科药更少。他说，当医生的最不希望听到群众抱怨，说到社区看病这药也没有、那药也没有，“我觉得，国家医保目录里有的药，基本药物制度的目录里都应该有，哪怕是允许医院为社区代为采购，零差价卖给病人，这样才能让大家愿意到社区来看病。”

 

　　相比公共卫生服务，中心的另一项职能――基本医疗在萎缩。护士朱丽娜2007年进厚桥卫生院工作，她说，头几年平均每月都要参加一两次危重病人的抢救，现在遇到了通常也是转诊，手术室几乎没机会进了。徐明说，过去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年开展几百例一、二级手术，甚至部分三级手术，现在胆囊炎、胆结石、四肢骨折这些手术都不做了，住院病人少了一半多，医生主要看些感冒、拉肚子的常见病。这样下去，今后连急性左心衰、流行性出血热、脑出血、休克这样急危重的病例很少接触得到了，这对年轻医生提高医疗水平是不利的。“身为医生，好多病你看不到，手术也不开展了，渐渐地，群众可能就不相信你了，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认可度和依赖度反而会下降。”

 

 

　　作为厚桥中心的当家人，徐勤忠更忧心的是“人”。全科医生是基层的“台柱子”。但与大医院相比，基层单位任务繁杂、业务平台小、收入偏低，难以吸引新人。按现有4万人口计算，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当有60名在编的医护人员，实际上只有42人，其中全科医生只有12人，许多入户随访的工作只好下班后进行。徐勤忠说，现在二、三级医院招聘往往要求硕士、博士学历，医学院的本科生就业并不容易，可尽管这样，谁也不愿意到社区来，觉得当社区全科医生尽干些量血压、测血糖的事儿，不看病不做手术，不像是当医生。去年和今年，厚桥中心没有招录到一名大学毕业生。

 

　　乡村医生更是后继无人。根据我市打造“15分钟健康圈”的要求，厚桥街道共设立了7个乡村服务站，按规定，每个服务站要配备一名全科医生、一名注册护士和一名药房工作人员。而实际上，现在每个站平均2人都不到，平均年龄早就超过了50岁。原有的村医注册培训制度已经取消，而医学院毕业生呢，连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觉得委屈，更别提下社区卫生服务站了。在大诚苑卫生服务站，记者就发现，陈、谢两位医生上门访视产妇和新生儿时，随行的女医生是厚桥中心临时派下来的。“以前每个村至少有一位女医生，后来这里的女村医退休了，就一直空缺。”徐主任说，“眼看着社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退一个少一个，新人又招不到，我们很着急，希望上面能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自主权，解决基层激励不足和人手紧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