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专家 麻烦接踵而至

　　本报6月16日营销版曾刊登过《不自觉的哈佛专家》一文，其中提到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1名研究人员被曝故意隐瞒咨询费用一事，称其很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实际上他们的麻烦接二连三，该医学院在儿童躁郁症的诊断及治疗研究方面遭到的争议也由来已久，近日的咨询费用事件无疑雪上加霜，使其声望再次遭受沉重打击。

　　谁在说谎：哈佛专家还是制药企业？

　　根据美国国会调查人员Charles E. Grassley提供的信息， 2000~2007年间，哈佛大学一位世界知名的儿童精神病医生Joseph Biederman和他的同事Timothy Wilens从制药公司那里至少获得了160万美元的咨询费，但多年来他们并没有向其所在大学报告其中的大部分收入。他们的另外一位同事Thomas Spencer也只是在Grassley派出的调查人员对其施加压力之后，才承认自己获得过100万美元的咨询费。

　　Grassley发现，即使是这些补救性披露其实也是大打折扣的，因为其中一些报账与制药公司提供的付费信息不太一致。例如，在提交给哈佛大学的披露报告中，Biederman表示他在2001年并没有从强生公司那里获得过收入。而在调查人员的一再要求之下，他不得不再次核对，并承认自己收到过3500美元的咨询费。但是，强生公司告诉Grassley，他们在2001年曾向Biederman支付了58169美元。

　　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Biederman申辩说：“我的兴趣完全在于通过客观而严肃的研究推动医疗技术的进步。”而Wilens和Spencer也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他们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有关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哈佛大学发言人Alyssa Kneller在声明中表示：参议员Grassley公布的资料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个别医生也许没有披露他们从制药公司获得的外部收入，这些医生的名单已经交由哈佛大学利益冲突委员会审查。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发言人John Burklow说：“如果确实存在违反NIH政策的情况发生，我们将会在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适当的行动，让那些责任人负起责任来。”

　　Grassley已经要求哈佛大学提供了这3名研究人员在2000~2007年之间的财务披露报告，并让一些制药公司列出了他们向这3名研究人员支付款项的清单。Grassley评价说，从哈佛大学提供的披露报告看上去，在过去7年里，他们似乎只得到了几十万美元的收入。为了回应Grassley提出的要求，哈佛大学要求3名研究人员重新审查披露报告。新的披露报告显示，3名研究人员的对外咨询收入猛增，但这依然与一些制药公司提交给Grassley的报告存在出入。

　　因为收取咨询费用，这3位研究人员触犯了哈佛大学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有关规定。举例来说，2000年，Biederman获得了NIH提供的一笔资助，对儿童使用药物Strattera展开研究。Strattera是礼来公司生产的用以治疗注意力缺失症的一种药物。根据Biederman当年向哈佛大学报告中所指出的，他从礼来公司获得的收入不足10000美元。但是礼来反馈给Grassley的信息是：他们在2000年曾向Biederman支付过14000多美元。

　　Grassley表示，这种不一致性表明，在对研究人员的经济利益冲突的监管上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登记制度。

　　外界争议：远见卓识还是商业实验？

　　哈佛大学这个精神病治疗团队与制药公司之间的咨询活动早已受到了外界的非议，这是因为哈佛研究人员赞同将抗精神病药物的标签外用途应用于儿童。

　　Biederman是在儿童精神病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人员之一，由于他将关注点放在了年轻病人身上而得到了广泛赞誉。虽然他的许多研究工作规模较小，并且常常会得到制药公司的资助，但正是这些工作使得1994~2003年之间被诊断出来的儿童躁郁症病例增加了40倍，也导致儿童中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现象快速增长，这一点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抗精神病药物能够让儿童迅速安静下来，但是因为用药很容易导致青少年体重增加及产生其他新陈代谢问题，专家们表示，这些药物是否能够改善儿童的长期生活质量，目前还不清楚。

　　过去10年来，Biederman及其同事们积极推动对儿童期躁郁症的诊断和药物治疗研究。这种情绪问题一度被认为仅局限于成年人，但他们坚持认为，躁郁症在儿童中间被普遍忽视并漏诊，而这种病症完全可以采用抗精神病药物（也就是被发明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来治疗。

　　其他研究人员也持类似的观点。正是因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被诊断出来的躁郁症病例以及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儿童人数大幅度攀升。据药品福利管理机构Medco Health Solutions公司表示，2007年，美国大约有50万名儿童及青少年至少使用过一次抗精神病药物，其中包括年龄在6岁以下的儿童20500名。

　　今天，很少有精神病医生对躁郁症可能会侵袭儿童持怀疑态度。儿童及青少年躁郁症基金会主任Susan Resko说：“我认为Biederman医生是一个真正有远见卓实的人，他认识到了这种疾病会在儿童中发生。这一点不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也给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希望。”

　　而长期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哈佛这个团队的影响力。病人利益组织“人类研究保护联盟”的创办人Vera Sharav表示，Biederman们所做的一切是在儿童中开展的商业试验。许多研究人员对躁郁症在青少年中的表现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一些人甚至认为由于哈佛大学这个研究团队的努力，躁郁症的定义已经得到了不必要的扩大。

　　哈佛研究人员在2001~2006年间发表了许多药品试验结果报告，但是专家们表示，由于研究规模小，设计松散，以至于研究结果多半属于非定论性质。在对抗精神病药物开展试验的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依据杨氏躁狂量表，将症状的改善定义为降低30%左右，这远远低于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将50%的改变作为衡量标准的做法。

　　从更大范围来说，披露著名的研究人员隐瞒他们从制药公司获得的收入这一事件对精神病学领域将造成很大的打击。为精神病学研究提供资金的Stanley医学研究所执行主任E. Fuller Torrey说：“我们为这类事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诚信。我们只是无法承受在这一领域失去更多的东西，尤其是在儿童精神病学领域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大大少于我们所应该掌握的，我们迫切需要开展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不应该受到制药行业提供资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