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药总裁受贿揭露业内不成文“行规”

　　于5月23日，备受关注的原上药集团总裁吴建文涉嫌经济犯罪案,在上海一中院公开审理。起诉书显示,吴建文在担任新亚药业总经理和上药集团抗生素部门总裁期间,受贿贪污挪用公款逾4000万。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吴建文表示有几项指控需要澄清。对于被指控的贪污部分,认为其本人没有拿过一分钱。挪用公款方面,也认为本人没有收受过个人好处。隐瞒境外存款则因为这方面意识不强,以为是自己合法收入,并非刻意隐瞒。

　　吴建文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专业,是产业经济学博士,出生于1969年的吴建文,自1991年就加入上药集团,先后任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先锋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医药集团副总裁,上药集团抗生素事业部总裁。2008年底升任上药集团总裁,也是上药集团重组工作小组成员之一。

　　对于上述现象，另一家国有大型药企负责人表示“吴在国有企业里面算是年轻有为的干部了。他自己没把握住,付出的代价很大。”,吴的行为在医药行业中不会是个案,吴犯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这个行业的深层次体制原因以及公司内部管控的疏漏。在他看来,吴收取关联企业的灰色收入,更多的是一种“圈子文化”,这种灰色经济链也是行业内较为普遍的潜规则。

　　检察机关指控,吴建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或伙同前妻收受贿赂1204万元,5万美元;侵吞公款500万元,挪用公款3305万元,隐瞒110万元港币财产存入境外账户。应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罪等论处,其中受贿罪应从重处罚。对其他几项指控,吴建文都做了相应的澄清,唯独对受贿行为,未作辩解。

　　此外，在起诉书中显示,2000年至2010年间,吴建文利用担任新亚药业总经理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1200余万。而涉案的12名行贿人,全都在业务上与吴建文所在公司有业务往来,而吴收受贿赂的方式也五花八门,包括有代买停车位、支付房款、借款不还、帮忙装修、过节礼金等。吴建文的首笔受贿与某装修基建公司的郭某相关。2000年,郭某公司参与招投标新亚药业大厦的装修公司,在吴建文“帮助”下,郭某接下该项目。郭某则利用过节拜年的机会送上20万元现金,其后不久还帮忙支付了12.8万元的停车位购买费。

　　此前,轰动一时的安徽华源在上海医药港股上市前夕举报案中,举报方安徽华源法务部李利在向采访人员表述安徽华源与上药集团的积怨时,也曾暗示,时任新先锋董事长的吴建文之所以背弃合同,另选经销商,其中就大有“猫腻”。而安徽华源之所以被其抛弃就是因为没给“额外的好处”。2004年9月,安徽华源与新先锋公司签下《头孢替安总经销协议》,在全国范围内代理销售新先锋公司生产的全部规格的头孢替安产品,合同期为5年。其后的两年时间里,安徽华源销售了190万支头孢替安产品。而此前的两年里,新先锋自己的销售量为73480支。

　　此外，李利告诉采访人员,当时此款产品销售前景良好。吴建文却在此时与北京华氏公司签订了关于头孢替安的《产品委托加工和总代理协议书》,后者的注册资金仅一百万元,且无药品经营资格。正是新先锋违反合同的行为,为两家公司旷日持久的对垒拉锯战拉开了帷幕。不过,吴建文在此中究竟是否收受了北京华氏的好处,目前尚无法确认。

　　但在医药行业工商链条中,工业企业也就是供应商会更为强势,商业企业想购进品种销售,往往需要与供应商的负责人搞好关系。安徽华源和北京华氏都是业内的大包商,他们底价承包,拿到的出厂价越低,折扣越好,自身的利润空间就越高。为了从厂家拿到更低的出厂价以及质量更好的药品,他们常常需要给相关公司决策者额外的好处,这在业内已是不成文的“行规”。

　　该人士还指出，“特别是大销量的普药和抗生素都会选择总包的方式来销售,厂家可以以2到3折的底价包票给代理商,只要保证每月提货量,具体怎么销售,厂家不管,市场费用全部由代理商承担。”。

　　除此之外，起诉书还显示,吴建文还利用自己执掌公司“一支笔”的便利,和多个医药公司等老总关系“热络”。其中,2000年,一名公司老总以70万元出售给他一套别墅,当年该别墅的市场价也在二三百万元左右。2007年5月,上述公司老总母亲生病,吴建文送他一些虫草,“顺便”说自己侄子想留学。那老总便直接给他支票20万元,钱款转到他小侄子的账户里。 “吴建文在这个圈子里,肯定不是最烂的那种人。他坐到这么高位,受贿1000多万,绝对不算很贪的人。”一位上海医药圈的人士表示,吴建文喜爱打高尔夫,个性较为张扬,在国有企业里面不是最受欢迎的那种人。